文艺批评 | 吴俊：三十年文学片断： 一九七八——二〇〇八 我的个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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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想用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回顾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一些细节，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像是回忆我的文学少年时代。那时遇见并提携过我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很多也是那时最出色的文学精英。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格局，也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学前景。我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批评。我也目睹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颠峰人物和颠峰状态。这种体验使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点悲哀，但也很快就易于平静了。

本文原分为上下篇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06期与2009年01期，本次推送为完整版，感谢作者吴俊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三十年文学片断：

一九七八——二〇〇八

我的个人叙事（全）

我想用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回顾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一些细节，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标题。虽然自觉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但这个题目仍然有点像是个人回忆录，不是很合自己的身份。我的初衷其实只是想回避在诸如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类题目下惯常的历史宏大叙事方式，顺便也是有点厌倦了理论行文的学究做派，此时此刻，很想写得轻松一点。况且，即便是在文学评论的行当里，我也只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旁观远比介入要多。所以说，我还真是抱着谦虚和随意的心态来谈眼下这个似乎是非常学理、非常严肃、也非常受到关注的话题。下面就言归正传了。

一、手抄本、大批判教我阅读和写作

一九八〇年前，在我的概念里是没有所谓文学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九七六一一九八〇年间的高中时期，虽然我也读过中国文学，当然也有外国文学，但我并不知道当下正活着的中国文学，也并不知道我的阅读到底和文学有什么关系。一言以蔽之，我完全没有文学的觉悟，完全没有想过文学这回事。这与后来的“八〇后”乃至“九〇后”比起来，真是十分的惭愧。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伤痕文学是如何地夺人眼球，而我一个高中生居然闻所未闻，更不要说读过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文学刊物.显然没有进入普通高中的生活和阅读视野，上海的一般中学还依然非常闭塞。当代、当下的文学离我们多么遥远呵。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包括伤痕文学在内的新时期文学的初始风流，其实并未形成后来传说中的全社会风云席卷之势，文学生态的形势仍有其不能覆盖或遮蔽的广阔生活空间一为什么老师、家长都没对我们提过《班主任》、《伤痕》呢？文学的（自觉）阅读并不普遍。

那么，新时期初的高中生（也可以就叫“六〇后”吧）比如我，读（过）些什么呢？或者时限再长一点，我的中学（初、高中）时期即“文革”末期至新时期初，读（过）些什么呢？课本不算，大致是三种东西。一是未被禁止的中国当代（五十、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比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大刀记》、《敌后武工队》等等，有些后来被视为“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如《西沙之歌》、《虹南作战史》之类，我那时也看得津津有味，对我文学兴趣的生长肯定有过鼓励作用。这些书有的借自学校图书馆，有的是我父亲从单位带回来的。二是民间私下流传的手抄本，如《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梅花党奇案》、《少女的心》等等，我不仅读过，而且也都手抄过。甚至，在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因为闲极无聊，我自己也模仿炮制出了一篇三四万字的凶杀小说，名字叫《阿波号上的谋杀案》。内容是写阿波罗号游艇上的黑人大副，在环游世界途中，利用职务之便，专门谋杀白人女性游客，并弃尸海中，最后暴露自杀。可惜除了给少数同学和邻居看过外，没人手抄流行过，上了大学后，这处女作的手稿更是不知去向了。三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水浒、三国、西游、红楼等等。这些书我家里都有，还有封神、隋唐、说岳、杨家将之类，我在家都看烂了。有这些书要感谢批林批孔批水浒运动，连带着印了一些古代小说在书店里还有卖的。那时的中学课本里也有古代小说的选段，我因为对内容很熟，上语文课时总是很兴奋地想表现，结果倒是经常冒犯了老师，有次连我的语文课代表也被撤了。

这些书把我的眼睛看坏了。我常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近视眼要戴眼镜了。我至今都有点奇怪的是，当时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外，没有读过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记忆。应该不会的呀。后来有人常常说，“文革”期间可以读鲁迅的书，但我恰恰一点也没读过，甚至不记得语文课本里是否有鲁迅的作品。

我的小学到中学，前大半段是在“文革”时期。“文革”的少年读书经历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以为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学会了阅读和写作。按照那时一般中小学生的理解力，特别是在情节和写法上颇为另类的手抄本，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读书快感，并且暗暗地引导我走上了文学阅读的轨道。手抄本让我知道了在被允许阅读的书本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秘密的文字世界，这个秘密的文字世界与我有关，许多手抄本就是经我的手又流传出去的，我是这个秘密文字世界的成员。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手抄本的痴迷经历，帮助我日后几乎没有障碍地进入了正式的文学阅读门檻，减少了进入大学文学专业阅读的最初可能产生的不适。至于我最初的写作训练，除了手抄本的影响，还可追溯到小学时的大批判运动。

我的小学时代是一九六〇年代末到一九七〇年代前期，正是各种批判运动如家常便饭的时候。说来可笑，那时的批判运动连小学生也必须全部加入，方式也是开批判会和写大批判文章。完全是出于偶然，因为我在一篇大批判文章里抄进去一段马克思的话，这段话也是从别的批判文章里抄来的，班主任老师见了立刻发现了我与其他同学的不同，如获至宝，推荐我在全校大批判会议上发言。这对我的虚荣心真是莫大的鼓励。我对写文章有了兴趣和信心，而且我也悟到了文章中嵌入名人名句的写作窍门一正如有人喜欢在学术论文中掉书袋以炫示博学和深奥。因为我的文章被老师看重，班里女生开始频频向我示好，我也为博取她们的欢心，答应为她们的作文作业捉笔代劳。有一次居然我代写的三篇作文都同时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要知道这可是三篇同题却不同写法的作文，算是达到了我小学作文境界的巅峰了。如果这样的大批判文章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文风定型，以后要改也来不及了。好在上中学后不久，我进入了手抄本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在最初的文学意义上提升了我的阅读和写作水平。我是从手抄本走进文学、走进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手抄本的文学价值后来也不断得到了验证，一九九〇年代以后，《第二次握手》等有过几次重印出版，《一双绣花鞋》等也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了。可能有点牵强，当年的手抄本流行起到了如今天的网络作品的传播效果。时代变了，期间相差近三十年。空间政治也完全不一样了，手抄本无疑是非法的，查到即被没收;网上写作却是今天的时髦。即便文学的观念和界限都有些暧昧，但文学传播的形式自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个性轨迹。

二、西方现代派彻底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还有李泽厚

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正是我十八岁的生日。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阳光之日，我提着行李来到了复旦大学门口报到入住四号楼的中文系学生宿舍。刚开始当然没有意识到，我和复旦中文系的这届新生己经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伤痕文学”发端者也是代表性作家之一卢新华的系友和邻居。并且也是后来才知道，《伤痕》最早“发表”的地方就在四号楼学生宿舍走廊的墙报上。

很快我们就有幸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系里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请高年级同学也就是七七级的卢新华来给我们新生介绍学习经验。他谈了哪些学习经验我现在己经完全记不得了，但有一段意思我却印象深刻。他说中文系学生的出路主要是两条，一是专业研究，二是文学创作。对我们这些新生来说，做专业研究的前提是必须阅读大量的资料性书籍，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行，因此一时很难出成果。不如趁着年轻就走创作的路子，写作可以成为我们的首选。他的话对我们显然是有影响的，那个年代大凡选择中文系的人，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个作家梦，很少会想到将来当教授。教授多了不起啊，要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啊，这辈子就别想了。可是想不到没过多久，系主任章培恒教授就又给我们做报告“消毒洗脑”了。他的说法与卢新华是针锋相对的，搞创作需要有丰富扎实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你们大多是应届读书的新生，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就是白纸一张，比不得七七、七八级的历届高年级学生，他们大多有农村或工厂的实际工作经历和生活经验积累，他们有条件搞创作，你们却没有这个条件。不如安心读书，打好专业研究的基础，以后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系主任的这些话对我们当然也是有作用的。我想我班同学大概就会因此分成两种选择吧。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当时虽然几乎立即打消了做作家的念头，但也并没有想着就去搞学术研究。怎么谈得上呢？按部就班读书吧。

现在想想那真是个单纯得可爱的大学时代。上了中文系，出路怎么就只有专业研究和文学创作这两条呢？可见那时对于大学教育的基本定位和对大学生的一般期待。招生的平民化和培养的精英化，还真有点承传了传统科举的一些遗风流脉。所谓天之骄子的说法，使我们的社会身份有点自命不凡。那时大学生还真是少啊。今非昔比。

但我们依然是文学的门外汉，不管是研究还是创作，虽然我们在中文系。特别要说的是，像复旦大学这样的老牌名校，人文学科很强，中文系的名教授也非常多，当时就有“十老”之说，但各学科专业的地位并不平等，古典文学、语言学等相对受到重视，而当代文学、影视或写作之类则不说被歧视的话，也是遭到明显轻视的。所以连带着课程教学中并不有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状。我们的学习一方面是比较被动的，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现状非常隔膜。只是因为文学粘连着当下政治的大形势实在太强，校园里也不能不受到冲击。记得班里曾经组织讨论过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什么讨论这篇小说呢？因为它写了一种爱情方式吧，然而似乎又和爱情无关。

当时其实并没有真的爱情小说。我们的文学还不能或不会写爱情吧。后来几年路遥的小说《人生》非常出名，一度引起讨论。有个细节很有意思，我们的评论家都把小说里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看作恋人（那时情人说法还不普遍）关系，则高有抛弃刘的劣迹。可学校里的一个美国留学生不明白了，他说：“这两人又没上床，怎么会是情人呢？”他倒没接着说:上过床也未必就是情人关系。

系里很快又出了一个名作家，也是七七级的，女生，就是颜海萍。她写了一个话剧叫《秦王李世民》一举成名。我们仰视、钦羡，但也无奈。我们什么也写不出来。我们心有不甘，但暂时还只能老老实实地读书，做好一个旁观者。

有同学埋头写小说，但鲜有小成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轮番上场风头正健的时候，哪会有“六〇后”小子的戏。远离社会关注，矫情、做作、虚假、苍白的写作，即便一腔真诚也显得真太嫩了。等到一切消解干净，发泄完了，世道也换了，“八〇后”就顺利出台了。我们当时是不幸的。差不多同龄的余华、苏童、格非们当时在哪、干什么呢？应该也在苦闷、苦涩着吧。

但诗人的命运又有不同。与小说家非常不一样的是，年轻从来也不是诗人的弱点，早慧、早熟的倒大多是诗人。虽然朦胧诗、新诗潮数年间也是汹涌澎湃毁誉交加，不过校园诗人又自有独立的诗歌空间和受众那就是大学校园和大学生，学生诗社又是其中的核心。复旦诗社第二任社长便是我班同学、也是我的室友卓松盛。这位当年著名的校园诗人在读期间己有诗歌作品译为外文——近二十年后我认识的大连诗人麦城说，当年他就读过卓松盛的诗——现在早已经是北京红墙里的人了。他的诗歌在复旦百年校庆时又被翻出重印了。

我们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地读书，并且，不谈恋爱，没有男欢女爱，更像是性自闭，只在内心蠢动着。却听说高年级学长中有闹离婚的，沸沸扬扬，也无动于衷。我们读书。别的书倒也罢了，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几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比如郁达夫，比如徐志摩，他们的作品都因为某种或某些原因而遭长期的禁闭，现在政治上虽然己经开始部分解禁，但公开阅读仍受限制。记得我要去中文系资料室借阅郁、徐的作品，先得由辅导员写出证明“该生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再请系党总支领导批示“同意、可予借阅”，然后才拿着这张条子到阅览室去调书出来看。不过，在我毕业前，这套手续就都取消了，形势转变之快快过人的料想——只是我们仍然没读过钱锺书的《围城》，没听说过、也根本不知道有张爱玲其人，更勿论苏青之流了。除了那些公开定性的反动作家外，提起林语堂，几乎也是视为坏人的——由一斑窥全豹，可知一九八〇年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其实是非常之复杂的，简单解释不得。

张爱玲与苏青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解禁尚且如此犹疑和暧昧，所以我后来就总也想不大通为什么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之交居然会出版九叶诗人袁可嘉主编的六大卷《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或许是外国作品毕竟与中国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缘故？我是在一两年后才读到这套书的，并且自己也去买了一套。在我（我们这代人）刚刚开始朦胧地进入文学门槛的关键时刻，几乎读不懂的这些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却起到了文学观的启蒙作用：这也是文学，文学也可以是这样的。新奇、震惊、兴奋、冲动，西方现代派彻底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我们开始了自由的文学想象。冲破限制的涉猎，挑战传统的思维，争新出奇的个人表现，无视政治禁区的文学冒险。真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也真是有点乱了。先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谈得上的文学经验或观念，现在却一下子没了规范。我们并没有长大成人，现实却在催熟我们的思想。我想当时肯定消化不良，但也为日后做好了免疫预防。我相信这套书对当代作家会有很大的影响，却很少见人提及。

我三年级一门课程的考核作业和学年论文，写的都是有关现代派的题目，一是荒诞派，一是黑色幽默，成绩也都是优。从我的经验和这两个优的成绩来推测，后来有人说中国的现代派是伪现代派，我相信确实是伪的。但是，这种指责却毫无意义。即便是伪现代派，它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作用和价值是货真价实的。就像我不懂现代派，我的作业和论文也必是伪现代派研究，但这仍然不能否认现代派给我的教育是完全真实且有效的。我的思想和文学思维，因为这套《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而彻底改变,从此慢慢走上了自觉的道路。当然，这也只能是我现在回忆中的判断。

应该是在同时，崭新的知识和学术天地己经在我们的眼前充分展现出来了。为读一本好书而疯狂的事，那时是很普遍的。最壮观的景象就是每天晚饭后，在每个学生寝室楼通往图书馆或教室的校园小道上，总是络绎不绝地匆匆行走着要赶去占自习座位的大学生。只要稍微晚些，图书馆或教室里就不会再有空位了。后来，为免无序的拥挤，图书馆开始每天排队发牌子，凭牌就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时代。

李泽厚

我们如饥似渴。每本好书都在同学间引起讨论和流传。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李泽厚对我们这代人思想成长的重要性，或者也可以说李泽厚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不可替代的思想领袖的作用和地位。八十年代从头到尾贯穿了李泽厚的学术和思想，在诸多人文研究的专业领域，他不仅作出了崭新的具体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总是作为一种思想库资源而发挥影响的。我们这代人是读着他的《美的历程》和那几本思想史论、哲学批判书等等，完成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的。他的书对我们的思想有塑造的作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更年轻的才俊提出要与李泽厚商榷，甚至后来又有名为《李泽厚批判》的书出现。但进入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迄今，在李泽厚渐渐淡出中国大陆学界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的贡献和地位反而变得更加清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能够做到如李泽厚那样在知识层面的博通古今、融会中外，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能够做到如李泽厚那样在所涉及的每个人文研究领域都有成一家言的专业学术贡献，也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能够做到如李泽厚那样在一个充满着挑战和激变的时代总能发出代表思想前沿的声音。李泽厚可谓对八十年代人文学术覆盖面最广、影响也最深的思想家学者。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李泽厚的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文学界。我和我的同学一样，读过李泽厚的每本书。

三、灿烂若星辰的文学批评家：没有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有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一九九〇年代，我与杭州的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李庆西往来甚多，因庆西兄的介绍，又与黄育海相识。他们当时都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李是理论室编辑黄是副总编，原先也是理论编辑。据李庆西告诉我，八十年代早期，当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许子东完成了《郁达夫新论》书稿后，即由另一位导师许杰教授（据说也是许子东的本家亲戚）介绍给了浙江文艺出版社谋求出版。审看书稿的当然就是理论室编辑，理论室主任是铁流先生(我不确定他现在还是否健在）审看完毕，不出意外地断定这是一部具有明显创新性的文学研究著作，其突出的学术价值应予出版。然而，那时真要出版一部有关郁达夫的创新研究之作，却又不全是学术出版方面的考量，至少还要评估政治风险。怎么办？大概也是太想出版这部特别的书稿了，理论室的做法是每个编辑都来审看一下这部稿子，并写下审稿意见，同意出版者就每个人都签字。当时好象理论室的编辑都是同意并签字的。这份不久即被证明的光荣，在人人签字之时，却是在承担叵测的政治风险。结果当然是大快人心。《郁达夫新论》的出版使许子东立即成为国内最出名的青年学者，红得决不亚于现今央视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同时，得风气之先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受到鼓励，顺势而为，抓紧时机组织出版了一套“新人文论”丛书，陆续推出了堪称当时国内最出色的一批青年学者和文学批评家。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又被作为“新人文论”丛书的第1部著作。不大夸张地说，新进的优秀者都被这套丛书网罗殆尽了。从出版的角度看，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的出版是一种“定天下”的大手笔。代表新思维新观念的年轻批评家的言论和文学地位及其合法性，都由制度化的出版方式给予了肯定。出版行为不仅是一种文学学术价值的肯定，而且也是一种具有政治认可和政治评价意味的肯定。一九八〇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生态和面貌多少与此有直接联系。李庆西、黄育海及其浙江文艺出版社理论编辑室的同仁，应该得到新时期文学界的致敬和文学理论批评史意义上的充分评价。

话分两头，姑且再说说我当时的亲历与见闻。因为听从了一位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老师的建议，我在二年级时通读了《鲁迅全集》。这次的阅读对我的影响极大，后来报考研究生时的专业选择也与此直接有关。读书到了三、四年级时，我的大部分阅读己在现代文学范围，这就很快知道了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刚刚出现了一个叫许子东的人和《郁达夫新论》。年轻人也能出版学术著作，那我也可能写出一部《鲁迅新论》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和目标，但没敢说出口。其实几乎就在这时候，真正的鲁迅新论正由王富仁、钱理群写出并很快出版了。

几年之后，特别是进入一九九〇年代之后，可以比较从容地来回看八十年代了，就很容易发现那时中国学术思想领域正发生着全方位的变革和突破。但在这里，我很想强调的一点是，属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范畴里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繁荣，不仅有赖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包括对西方思想的容忍）而且也直接受惠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资源。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来支持我的这个看法。一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突破，特别是具有标志性地位的作家作品的研究突破，往往会对整个学科的研究发展起到学术示范的作用。当代文学批评所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症结可能就在现代文学中；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给当代文学批评提供具体的支持。所以，鲁迅研究、郁达夫研究乃至后来的张爱玲研究的重大突破，都无例外地影响到了当代的文学批评。这也可以说是个案性的学术研究影响。二是从宏观文学史的范畴来看，现、当代文学史虽然直到现在仍被狭义地分裂为两段，但同样鲜明的是，在实际的和自觉的文学史视野中，现、当代文学史也是经常性地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从来就是把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前提性的价值资源来利用的，现代文学从来就是当代文学的历史理由和重要思想来源。所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才几乎都是言必称五四。三是从学术人力资源来看，现代文学研究为当代文学批评培养了大量年轻学术人才。现代文学研究者多为高校学院教师，其中不少人同时或以后转入当代文学批评。而当代文学批评家或高校学院外的批评家，则大多限于知识积累而无法“转行”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高校里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几乎都由现代文学派生出去，并没有逆向生成的。从这种学术人力资源的特定形成生态上就能完全看出，当代文学批评显然是大量吸取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滋养。以我后来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许杰教授和钱谷融教授的首届研究生为例，六个学生中至少有四个同时兼治现、当代文学（许子东、王晓明、戴翊、曹惠民），他们的学术出身则又都是现代文学。所以我说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繁荣在诸多重要的方面都直接受惠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不妨将此视为大学人文教育和文学训练对一九八〇年代文学批评的特殊贡献。

比较而言，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大概可以称作是“文学现场的独立批评家”。所谓独立是指批评家立场的个人化，没有过多卷入文学判断之外的利益关系中去而影响到批评的纯粹性。所谓文学现场的批评是指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发生或生成的同时、同步的介入和在场的姿态，那时的批评家显然还没有以所在单位职业而分类，大家都以同样的激情投入激动人心的文学现在进行时态之中。文学批评的严重分化现象在一九九〇年代期间才变得明显和突出了。

我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十年，正好贯穿了一九八〇年代的整个十年。我目睹了那些灿烂若星辰的文学批评家的风采。许多杰出的批评家就在我的日常生活周围。一九八四年春夏，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师从钱谷融教授。就以华东师大为例，我来历数一下当时名闻全国的年轻批评家的名字，足可想见那时文学批评的盛况。他们是夏中义、方克强、宋跃良、许子东、王晓明、殷国明、陈惠芬、南帆、李劼、夏志厚等等，真可谓精英荟萃呵。他们都是徐中玉或钱谷融两位老先生的及门弟子。与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首批研究生相比，华东师大这批人的最突出优势可以说是在年龄。他们是当时最年轻的学院学者和文学批评家。

再将目光放开一些，当时上海其他地方的批评家群体仍可使人惊叹。陈思和、程德培、吴亮、蔡翔、毛时安、花建、宋永毅等等，都是具有最为广泛的全国影响力的青年批评家。上海的几份文学（批评）刊物如《文学角》、《上海文论》及《上海文学〉的批评栏目，也都可说是国内同类中的翘楚。我在他们的氛围里呼吸。他们是主角，我希望有跑龙套的机会。最早的帮助当然来自我的导师，钱先生很早就向上海作协推荐过我;但最令我感谢的帮助则来自当时还很陌生的几个兼做刊物编辑的著名批评家。

在我的华东师大的朋友中，有个偏锋独异、深思精见又经历曲折、阅历甚富的怪才，名字叫吴洪森。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朋友。那时他的文章写得不多，现在也不多，除了博客文，但与沪上的那些批评家都是朋友。有一天他带我到上海作家协会去见慕名己久的程德培和吴亮。吴亮当然是话锋犀利的睿智才子，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程德培相对温婉而严谨，说话比较讲究分寸。吴亮抽烟，程德培不抽。那天的全部话题应该都是有关当代文学批评的。他俩说得多，或与吴洪森对话，我大多数时间听着而己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当时的那种真正的自信，好象自己就是当代文学的思想君临者。吴亮还在编刊物，他问我最近看过什么、想写什么。我作了一些自我介绍，就像一个学生。他立即就约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而且，交稿后很快就发表了。

上海的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也是我的华东师大前辈学长毛时安，当时正主要负责《上海文论》的编务（副主编）不知什么由头，我被他看上，约我写了一篇专门评价上海本地作家的文章。因以批评意见为多，发表后就有了一些议论。这议论却又被程德培注意到了，那时他己在主持《文学角》了，就在他的办公室，他当场写了几个有关的问题，让我以答问对话的方式来回应那些议论，也很快发表了。其实我批评的上海本地作家（如陈村、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等等）都是毛、程的朋友，但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如此的健康和大度。谈文学，不以亲疏论褒贬。毛时安在《上海文论》紧跟着还发表了当时正在复旦读书的王彬彬写的一篇批评上海本地批评家的文章，反响仍是相当的热闹。一九九〇年代以后，人们对批评文章的态度好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批评一个作品似乎就是那个作家的仇人。作家还会打听批评者到底有什么背景，为什么要“骂”我？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胸襟局量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局促了呢。

毛时安

也许就是因为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上海文学》的负责人、也是批评家的周介人老师，有次带着吴亮和李劼等三四人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学栏目做节目，顺便也把我带上了。就在录音室里，我听到了周介人老师一点也不含糊地介绍我的身份是青年批评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介绍，而且要面对公众的播出。当时真是心中猛地一惊，意外而羞愧。吴亮和李劼才是真正的批评家，而且，他们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批评家。他们的言论势必会对当下的文学产生影响。我其实是仰视他们的。尤其是李劼，还是我的研究生同门同级的同学。今天我仍认为他是钱门弟子中最具思想才华的学生，才气之不羁真是无人可比。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

我的写作方式就曾受到李劼的直接影响。一次偶然的谈话，我了解到李劼写文章基本不用打草稿，大多数文章都是一稿写成。在没有电脑的时代，这种写作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思维逻辑的能力。我决心获得这种写作能力。当时正要写一篇评论莫言的文章，立即就从这篇文章开始练习。练习是痛苦的，但练习最终也是成功的。就在这第一篇文章写完之时，花费的时间肯定比以往要多得多，但我发现己经习惯了这种写作方式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对我非常重要的插曲。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痛苦练习，一天也只写了几百字。门忽然被无声地推开了，有个人探头进来问：“这么晚了还在写东西啊。你是谁？”我作了回答，也问“你是谁？”“我叫林建法。你的这篇文章写完后给我看看吧。”这就是此后二十多年我与林建法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关系的开始。后来我问他，那天晚上他怎么会到中文系办公室来。他说是来上海组稿，晚上路过母校，进来看看，看到办公室还有灯光，可能是认识的人，就推门了，不想却认识了一个新人。我与林建法的这次邂逅，对我的重要性还在于，那篇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以后，又获得了该刊评选的年度优秀论文奖。这也是我此生所获的第一个文学奖项。一个无名小卒也能获奖。后来又听说，程德培也在获奖人选之中，而且，他的文章与我题材、内容近似。不可能同类文章有两篇获奖。为提携新人，最后我成了那个得奖的人。这就是当时那种令人怀念的情形。

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像是回忆我的文学少年时代。那时遇见并提携过我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很多也是那时最出色的文学精英。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格局，也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学前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我在多处看到小说家余华说，他的老师是李陀，李陀教会了他怎样写小说。李陀那时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开始也是小说家，后来却专司文学批评，并且是一个时代执文学（批评）牛耳的领袖人物。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新潮就是由他（们）呼之而出的。特别是对当时的年轻作家而言，李陀辈就是文学教父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国文学，这句话应该可以成立:没有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有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这句话的要义是肯定了文学批评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先锋地位和领导作用。不妨作个比较吧。五四前后，并没有杰出的新文学批评家或其群体但已有成熟伟大如鲁迅这样的作家。不能想象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可以不倚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群体。这真是不同文学时代的文学史特征。我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批评。我也目睹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颠峰人物和颠峰状态。这种体验使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点悲哀，但也很快就易于平静了。

四、文学的断裂：一九九〇年代发生了什么？

一九八〇年代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最后总得碰到尽头。甫入一九九〇年代，局面似乎就完全改观了。好像八十和九十年代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我并不简单认同这个看法，甚至有点反对这个看法的意思。太简单和表面化的一个结论。整个九十年代都处在一个历史的断裂过程时期，不是与八十年代断裂，而是与包括八十年代在内的以前的整个历史产生或开始了一个断裂过程。世纪末开始和孕育的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千年之变吧。

一九八〇年代的文学浪潮似乎是有点可爱的矛盾的。一方面文学总有政治的潜台词，另一方面文学又总在强调自身的纯粹性。所以，其中充满了热情、理想和自信。九十年代一开始就不是这样了。思想的激情被过滤掉之后进入了一个真空期，文学也变得实际起来了。而在文学之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正渐渐进入了一种拐点状态。所谓转型时代正在到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人文精神的讨论成为八十年代文学在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个收官之作。以弘扬思想和精神的价值为初衷的人文精神讨论，最终没能挽回八十年代的文学人文气象，相反却在世俗意气的争斗中虎头蛇尾地匆匆收场了。八十年代就此真的一去不返。而且，与八十年代的一些讨论截然不同的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学遗产。我曾目睹着这场讨论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的酝酿发起并波及全国，而这场讨论的走向和终结方式，则不能不说是时势发展的必然。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话题己经被文学界自身和整个社会看淡了;有关商品经济、市场社会的一系列新问题己经凌驾在文学、文化等等之上，成为全社会和思想界关注的核心。或许可以把话说得更大一点，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时刻再度出现并显得非常地急迫。这时更需要的是具有新颖思想价值建树的学术资源的出现，但人文精神讨论并不能提供这种思想资源的支持。它的基本理论基础仍然主要局限在传统的启蒙思想范畴中。现状己经不是它所能应对的了，事实上即便不跑题或认真讨论下去也不会有实际价值的意义。

一九九零年代中前期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简明地回答这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政治上主要就意味着多种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的制度化即合法化建立;在经济上主要就意味着通过利益的再分配而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关系。中国特色的商业资本主义从此既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出现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面前。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和艰巨性，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可能预见答案。对照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传统，二十世纪末开始发生的制度和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改变，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千年之变。千年之变就是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有了一种意欲断裂的尝试性走向。充满着变数的未来，但也从来没有这样不确定过。

我没有能力就此进行宏大的叙述，还是集中到与文学相关的话题上来。社会转型中的经济利益观念和制度重建等等引发的具体改革举措，也一时间深度而广泛地影响到了文学领域。文学开始遭到遗弃。文学不是一个商业价值生产的产业，只有成本的投入却看不到利润的产出。虽然没过几年文学生产的商业化价值就被疯狂开发，但在九十年代中期，文学就是商品经济浪潮社会中的一个乞丐和瘪三。只有一条路仍然为文学保留着，就是作为一种纯粹消费性的商品。这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仿佛还是昨天呢，却换了人间。

可举一个重要的具体例证，说是要进行体制改革当时全国的专业性文学刊物几乎全都被逼走向经济自立的一条路上去。自谋生路的潜台词无疑含有自生自灭的意思。但这种制度改革实际上却违背了两条最基本的制度伦理规范。首先，中国当代文学刊物的生存土壤和环境都是国家化的，都是国家制度的设计产物，都在体制内生存，并没有制度权力以外的民间私营或个人的合法出版物。从伦理关系来说，国家是所有出版物包括文学刊物的家长。如果家长制度既不取消，同时又并不提供其他的生存条件，这就形同弃养，属于制度内部的伦理不公正和不公平。其次，更加违背伦理常规的是，一方面在经济上要弃养，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得到忠诚的服务，即经济上甩包褓，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又要求尽责任和义务，这就形同强签霸王条款。但是，当时并没有与绝对权力进行充分对话的可能性。体制改革正如江河东流，一切都由此裹挟而下，只有遭遇坚石硬壁才有可能回弹缓流改变大势。九十年代虽然号称多元媒体的勃兴时代，但对文学刊物而言，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阵痛期。那时我与《当代作家评论》、《作家〉杂志、《山花》的三位主编林建法、宗仁发、何锐，还有《上海文学》的蔡翔等朋友多次见面，可以痛切地体会到他们操办刊物的痛苦和无奈。

林建法 宗仁发 何锐 蔡翔

以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刊物的了解有三个时期是决定它们命运的最重要的关节点，当然也是文学刊物格局的改组或重组期。第一是共和国建立至五十年代初期，这是新的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权威的创建期，由国家权力的直接操作，完成了所有文学刊物的国家化、体制化、等级化和运作管理的行政组织化，同时也就彻底杜绝了包括同人刊物等在内的所有现行体制以外的各种刊物生存的可能性。出版物的合法身份只有一种，即其国家身份。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刊物生态格局的由来，从制度上来看迄今未变。第二是“文革”开始前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还有其他刊物都被迫停刊了，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特别是“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间才陆续复刊。这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变更时期，虽属非正常的政治时期，但刊物的国家化和体制化等等特性并没有丝毫改变，反而达到了极端的专制化程度，连校园里的学生油印本也有可能被判政治极刑的危险。准确地说，这一时期己经没有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期刊。第三是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学刊物自主经营或商业化、市场化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文学刊物的改革步调并不一致，而且，对于文学刊物的改革程度也有分歧意见和各自不同的具体实施举措。既然称为体制改革体制内的分歧也就成为被允许的开放了。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文化体制改革的程度将会持续到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开初的那些极端己经被证明并不有效，情势渐渐又有些像是回到了类似体制化的老路上了。如果刊物的开放势属必然，那么体制内的刊物的意识形态竞争力将是首先要考虑的事。因为这不仅是办刊物，也是在搞政治。

整个九十年代都是充满了变数的时代，而且还是各种机会主义流行的时代。社会或国家政治的聚焦核心发生了位移，出现了比表面上的意识形态之争更重要也更普世化的商业经济兴奋点。文学的边缘化好像既成事实，但在文学界内部并非没有骚动。内部的骚动、叛乱，乃至革命，往往就发生在以往的权威动摇、衰微之时。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需要建立新的秩序。这时，冲动的情感、投机的冒险、野蛮的欲望、非理性的喧嚣等等，就会破土而出，攫取将要重新分配的权利。这一切很容易遮蔽人们的眼睛，以致很难发现真正的革新和革命。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我想现在也很难对当初曾轰动一时的“断裂”问卷调查事件有一个整体性的确切把握，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显然都并不合适。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度住在国外两年，过后几年当我撰文面对这一对我就像是突发新闻一样的事件时，我的久被压抑的激情引动我的价值判断完全倾向于相对年轻的断裂者，朦胧中我看到了一场久违了的文学史意义上的革命。逆反而致的反叛必是扭曲的，也是可怕的。伤害的可能是对方，但最大的受害者无疑会是自己的理性。诚如断裂者所忿恨的，在经历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年的激变和阵痛之后，一九八〇年代形成的权利秩序在九十年代又获得了新的整合，越发成为一种文学的统治性权力。文学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意识形态己经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抗衡或反抗性的力量己经很少有生存的空间。超越的理想激情萎靡了，得意的都是投机的市侩和犬儒主义者。这时需要揭竿而起需要振聋发聩，需要醍醐灌顶，需要矫枉过正，需要完成这种需要的自命的革命者和自大的救世者。王朔是一种方式，但只有一个王朔。断裂问卷应运而出，一代年轻作家抱团杀上前台，同时也索要名分和地位一提携过他们的前辈作家和刊物称他们是弑父杀兄的不伦者。

作为一次标志性的群体事件，断裂事件的发生说明他们不乏同情者。但是，断裂的极端方式和暧昧理念注定他们不可能获得成功或胜利。事实上，断裂同盟是同床异梦的协议，不久后便被招降、分化、瓦解和击溃了。他们原本就不具备真正的力量。其一，颠覆一切、否定一切，既藐视传统又与现状秩序和权力决裂的姿态，只能使他们被视为一群并不成熟的文学激进主义者，或有破坏力，但终不堪大任。一旦能量消耗殆尽，不战自溃。其二，断裂者除了否定和颠覆以外，既未能提供崭新的具有文学整体性意义的写作方式或技术也缺乏明确清晰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性的表达方式遮蔽了对理性清明的认识和发现，即他们并不具备共同的理想或信念——假如他们还有所谓理想或信念的话。所以一阵风后，断裂者鸟兽散了，很讽刺的倒是他们所反对的一切，其权利地位只见加强而不见任何削弱。

王朔

但应该还有更为重要的看法和启示。从失败的角度看，断裂者因为偏激、简单和肤浅而失败，他们并不自觉也没有能力完全脱离体制来进行反抗体制的挑战与攻击，显而易见，他们只是体制内的一种骚乱和反叛，更多出于利益分配的争夺和不甘的动机。而从当代宏观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一场震撼全国文坛的没有政治权利操控却有明确反对目标的文学运动或事件终于发生并成为事实，这其实预示了文学权利秩序重建的时代己经来临。断裂事件与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几乎发生在同时，这真是一种征兆啊。我所谓的中国文学的千年之变，也与后者有直接关系。

一九九〇年代后期最重要的事不是哪场战争或哪个名人的去世，而是互联网开始在人类生活中的使用。今天来讲这句话己经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了：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和注释是:互联网不仅改变人类的文化，而且改变人类的文明方式和文明水平。所谓人类的“生活”，包含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两种不同层次但内容有所重叠的概念所指。互联网也当然改变了中国文学，并且是历史性的，也就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改变。

从现象上看，中国文学因为互联网而发生的最为重大的改变是：网上写作和网上作品具有了一般文学的权利。这句话的含义可以非常广泛。它意味着原先的文学程序和制度秩序己经被打破，必须要重新格式化，重新调整文学整体的基本生态格局；也就是说，文学的利益分配角色及地位必须进行重新确定——这是“文学的政治或体制”的改变。其二，它意味着原先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己经被基本瓦解，必须重建文学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原先的文学经验和文学界线己被抹杀得非常模糊了，必须重新获得有关文学的感性、知识、信心和判断力——这是“文学的美学或批评观念”的改变。其三，它也意味着原先的文学资源、作家的生成和认定、评价的方式与标准不再具有唯一性或最高的权威性，必须对文学的生产力构成和文学的生产关系获得崭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文学的人力资源、作家的文学生存和写作关系己经彻底改变，文学和作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代际革命转换——这是“文学的社会生态和作家生态”的改变。

所有这些改变对中国文学——不仅限于当代文学——而言都具有历史即文学史的意义。对于任何一种权利格局来说，互联网都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利益博弈的时代;文学和意识形态尤其如此。这种新的利益博弈不但搅乱了现实政治的权力天下，而且也质疑了以往的全部传统。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信奉的经典理论对此具有显著的说服力。只要互联网能够成为我们基本的也是主要的生活和生产工具，它也就成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包括文化和精神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同时获得了定义我们时代的文明水平的资格，我们的社会关系也将由此形成新的结构模式。所谓互联网时代的概念含义，不只是技术性的所指，更重要的倒是一种对特定文明时代的能指。与互联网的文明意义相比，它的文化意义倒是要以技术性的评价为多——互联网的文学究竟改变了文学多少？这是个几乎不能回答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被互联网改变？如果能有确定的答案，这个答案相信也会很快改变了。这就是说，互联网是以覆盖和取代的方式成为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的主要支持方式。传统的文化和文明价值就此真的成为了可以质疑的对象。

一种工具或形式的普遍使用，使得人类的生活拥有了新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讨论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新气象，不会是对八十年代的告别，八十年代不足以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对照物。如果互联网开启的是一个新时代，那它同时关闭的就是整个旧时代的大门。这是真的历史断裂，内含千年之变的文明历史断裂。这才是一九九〇年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

换个角度看，既说是一种断裂，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意义也就体现在断裂过程中的藕断丝连上了。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尤其如此。

五、博弈时代的文学

互联网带来的一九九〇年代的特性，并不是当时所能想象的。此前，个人电脑的普及速度和相关技术的飞跃提高，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关网络文学的意义，主要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才渐渐觉悟到的。特别是在二〇〇四年前后，博客写作开始成为新的网上流行，再加上手机短信等等新电子媒介支持的文学写作样式，除了顽固不化者，再保守的人也必须得承认，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进程己经开始了全面的嬗变。这个嬗变期的特征就是多向度、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学样式构成的利益博弈关系。与一九九〇年代的众声喧哗不同，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由此形成分类或分众的格局一多种利益取向形成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终端。这也就是说，很难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性和终极性的文学制约因素了。不管是国家权力还是市场机制或文化商业资本现在都是利益博弈的一方或一个环节，并不具有最终的仲裁权威，虽然在某些个案里它(们减许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决定性的地位己经不再可以无条件复制了。

不妨一般性地回顾、比较一下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网络写作、网络作家与传统书写并发表、传统作家的相互地位和关系的变迁。九十年代末期即最早的网络写作者是不被视为文学作家的，而被蔑称为网络写手，现在也依然有这种称谓;他们或网上的作品也绝不可能被看做文学作品，只是网文而己。文学写作的正统依然还是以纸质刊物发表为主要方式的传统作家的创作形态。进入新世纪初，这种状况还未有太大改变，基本如故。榕树下网站的首次文学评选和评奖，邀来的评委便主要是网下的传统方式作家。此时此刻网上的文学地位必须由网下来品评和决定。两者的力量对比还非常悬殊。一边是谦卑的网上，一边是倨傲的网下。虽然不几年后网上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时却还并不具备足够的预见和自信。只是网络写作己经开始在试探性地冲击传统文学形式了，而且很快，技术平台的支持会使网络写作变得无比强大。

十分有趣而且可以看出鲜明文学性格的是，九十年代末、世纪之交的网下传统文学都还自视是网上写作的仲裁者和指导者，就是没有，当然也不愿意将彼此认作是合作互利的关系;与网上写作的态度不同，网下传统文学的合作伙伴只能是纸质对象。或许会有这种心理，即便需要一场革命，也要在自身内部完成，而绝不屑于假手不入流的旁门左道。我正是这样来理解《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所获得的主流文学权力的支持。

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新概念作文大赛，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代最新的一代作家、一般称为“八〇后”的作家，是以大赛为契机实现了群体性的崛起而且也因此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所谓“八〇后”作家及其作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种标志性现象。文学的转型或新的文学的生成，水到渠成地汇入了“八〇后”一代文学年龄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推动时势选择了这代人作为主要的文学代言者之一。但是，当初《萌芽》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衷，并没有借此推出一代新作家、发动文学革命、改写文学创作现状的企图或野心。《萌芽》着眼的是刊物的市场生存状况，在文学市场极其不景气的情况下，尝试改变刊物的定位和读者取向，在写作的低端一学生的语文作文方面激发和凝聚读者、市场的关注，从而为刊物寻到一条生路。可在客观上，《萌芽〉的语文教育及其延伸的文学教育新思维，呼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对教育时弊的强烈质疑和批评，立即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支持，当然也获得了教育体制内的开明权威人士的响应。这两部分人组成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阵容;同时还有其他作家、批评家和大学教师等担任评选的初评委。《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所得到的文学界和教育界名流的支持，得到的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读者和刊物市场的追捧，既缘于它是一个老牌传统的著名文学刊物，拥有丰厚的人脉和无形资产的优势资源，也因为它面向社会开启了传统发表制度下一个门槛最低的渠道，由此激活了社会人群中最具写作欲望的文学青少年的热情，并且又有获奖推荐升入名校的实际诱惑。这就形成了一个三方博弈、联手共赢的合作局面。对于支持者而言，这是对一个文学刊物、文学教育和社会文学素质培养的支持，不具有任何名誉危险性。对于参加者而言，这是一个门槛最低、不需要成本的发表渠道，即便失败也不会是种损失，一旦成功则名利皆有收获。对于刊物而言，此举成功就意味着盘活了刊物，刊物有了活路也就有了其他的希望;要是没有预料中的成功，代价也非常有限，文学刊物的失败是当时的常态，不会、也不应受到责难，大不了刊物再回到原地而己。

我现在要拿《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出来讨论，重点在于说明世纪之交嬗变过程中的中国文学价值观和权力分布格局。不要说网络写作尚被看做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一旦“八〇后”作家渐成气候，威胁到正统、主流的文学地位时，原先的支持力量也很快就会露出不悦之色。因为这时彼此不再是提携与被提携的关系了，而是有可能要争夺共同的文学利益的对手关系了。只是时势趋向依然没有更改地站在了新生力量这一边，却又没有形成一边倒的状况一很大原因在于互联网真正成了文学的公共平台。

大约是在二〇〇五年的夏季，《萌芽》在千岛湖的一个小岛上召开了一次当代作家代际交流讨论会。受邀与会的基本上是两类人，也可以说是两代作家：出身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八〇后”作家和决定他们出身的评委即前辈作家（年龄都在四五十岁）。我虽然也多次参与大赛的评选，但这次与会显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并不在上述两种身份内。因为迟到了两天，我几乎决定不去了。但最终的出席使我看到了有趣的一幕也确定了我在会中的立场。曾经的宽容的鼓励者和支持者，面对羽翼渐丰的新进，语态和心态己经不再平和;要么板起了训诫的脸色，或者语重心长地教导，要么以沉默来表示或回避侧目相向。对面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终究显得弱势，词穷理屈，不善言表;半是自辩，半是应对，其实不能形成对话和互动。我的某种情绪被这样的会场气氛所激发，以致在后来的发言中或多或少地因同情于弱者而充当了年轻作家的辩护者——不是代言者，两者不可混淆。我当然不能挑剔（也无可挑剔）老作家们的价值观，他们中也有我的朋友，但年轻作家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方式的文学正当性是不应该被质疑和歧视的；文学的权利不该有等级，作品有优劣，却无对错，尤其在这样一种文学经验和价值观正在发生整体转换的历史时期。剧烈变化中的文学形态是不能被规范的，未来正在不确定性中慢慢展开和形成。如果说颠覆以往的文学经验和范畴的企图属于狂妄、无知，那么固守以往的文学经验和范畴来作为当下文学的评价标准就有点无视沧海桑田之变了。“八〇后”的生命经验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八〇后”的社会和文化经验与互联网的发展同步。改革开放的生活现实和互联网的经验知识平台，构成了“八〇后”或一代人世界观形成的主要基础。这是这代人与此前所有各代人的成长经历绝然不同的时代特点，意味着千年的断裂之变，文化之变，文明之变。他们的文学还怎么可能再与前代完全相同呢——应该基本不同才是合理正常的啊。只是有点无奈和可惜的是，这代人当时——包括现在——也还没有(条件）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家。因为没有具备言论影响力的代言人，使他们在概念上至今仍主要扮演被言说的角色。文学想象是长着翅膀飞翔的，作家易于早熟;知识的积累和理论思维的成熟，显然更需要时间的投入，这代人强势发言的日子却也并不遥远了。

不久，最新一届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了。我偶然从上海《文汇报》的消息里得知，在近千名代表中，居然没有一个是一九八〇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连三十多岁的作家也屈指可数。这就意味着作代会仅是全国中老年作家的聚会，最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在其中。这样的会议的作家代表性，在这个时代所反映出的恰恰是它的明显的局限性。也在那之后不久，江苏省作家协会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在会上的一次自由发言中，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着重质疑了现行的文学体制己经远离了文学现状。但是，我的立场并非完全认同或站在体制或现状的任何一边;而是指这种分离的格局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文学权利己经明显分化的博弈特征。这是文学批评家在宏观把握和个案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一个文学时代特征。

过后有朋友告诉我，“八〇后”不在代表之列并非歧视或程序有错，原因其实太简单不过，就是这批作家基本上都未申请或加入作协，所以也就无缘作代会了。很明显，程序未错的事实却更支持了我的质疑理由。我的目的并不在批评一个机构或一次会议，而在说明一种需要我们看清的当下文学事实：由于互联网和文学市场化以及文化商业资本的复杂作用，传统体制以外的文学生存己经成为现实的文学生态。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取向己经不再是任何一种权力集中体制所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了。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自由意味着可以自主参与博弈之局，可以分享和获得权利。

韩寒 郭敬明

又是次年，应该是在二〇〇七年间，一个相关的文学新闻被许多媒体广为传播。倒也没有什么惊人爆料，完全是公开的信息，说的是大约十位“八〇后”作家经由本人申请被批准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郭敬明的入会介绍人是王蒙和陈晓明。王是著名的老辈作家，前文化部长，现任的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陈是著名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年。假如可以将此看做象征或标志的话，那么郭敬明等被中国作协的接纳，其实就是被国家体制和文学体制双重权利的全面接纳。对郭敬明等而言，这也是一种成功的利益博弈。你不能将此解读为作协和文学界的招安，或郭敬明等的归顺。当今对文学利益的考量，已经不需要有大是大非的计较，或讨论抽象的人格、精神的向度;实际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完全名正言顺。文学空间己成多元格局，各种不同的文学价值己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而且，不同利益间的交换足以衍生出新的价值増长点。传统体制和新兴市场已成亲密合作的伙伴，只是在关涉国家权力及其形象的塑造等重大问题上，体制的资源分配优势会发挥得更为充分。这一点还不见得会改变一这时，有一个人的意义就显得极其特别，那便是仍在作协大门外的韩寒。与郭敬明等加入作协可以是一种象征或标志一样，韩寒的文学姿态和存在方式也是一种象征或标志。对文学或意识形态的利益博弈而言，有正面抗衡的力量加入其中，才不会全部沦为庸俗的交易。我常常会想，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很不尽如人意，拒绝不了的诱惑不时主宰了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很有限，但依然随处可见阳光的健康。如果对此执意要作诛心之论，恐怕也没有什么要吧。

不能不接受“八〇后”，就像不能不接受网络写作和网络文学一样。实际上，后者更是前者的时代背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博客兴起之后，互联网的强势地位己经不可撼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互联网己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言论平台。这也就是说，对文学而言，网上网下己经合为一体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对国家政治或社会、个人生活而言，网上网下己经形成多向互动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基本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关系。因此，一九九〇年代后期、世纪之交时网络写作的自卑感和被轻视，在新世纪之后不几年己变得没有意义。倒不是说有多少优秀的原创作品发表于网上，最关键的是网络空间参与了文学规则的制定和文学市场的定价。其次，网络写作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群的专利或不得己选择而成为所有（文学）写作者共享的权利和方式。从现象事实上看，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所有(文学)写作都在向网络写作方式靠拢，或是因网络写作方式而引发自身的改变。但网络时代的文学形态最终还究竟会做何种演变，那又是谁也没法确定的。

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的是，传统体制权力包括既定的文学秩序及其价值判断，对于整个文学发展生态的影响力和支配作用，究竟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说到底，国家权力及其策略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介入或干预文学的最为强大的力量。这是制度集权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

六、文学批评的分化与演进

一九九〇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现象发生显著变化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开初，对应于“文学边缘化”之说的是“批评的失语”因为说这话的也是批评家，所以“失语说”就是批评界内部的自扇耳光，其实疼不着谁。文学都没人爱了，还苛求文学批评干嘛？后来，边缘化、失语之类说法说得太多、太久了，发生概念疲劳;而实际的文学现象倒是风生水起，在互联网、“八〇后”和文学市场等的综合刺激、作用下，改换了当代文学的天下格局。文学批评随之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又获得了一种新的说法，就是所谓媒体批评、作协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三分天下。近年此说仍在延续。

不说三种批评的划分在理论或实际两方面是否可行或成立，只论这三种批评说法的产生，确有重要的时代背景和新的文化生产机制背景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文学生产的市场化意识迅即自觉，市场化机制和条件也快速形成并曰趋成熟。作家、出版商和销售商都将文学市场作为首要的考量目标。也有作家说自己的写作从不考虑市场，我想这话己不具有真实性;考虑版税税率或印数（哪怕是虚假印数）的实质，就是在考虑市场，而且当中还包括了作家与出版商或销售商之间的利益、利润博弈，谈判过程。由此来说，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含有撕破道德假面的效果，有些说法会显得非常可笑;但最重要的是，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应该同时伴随建立市场道德和商业伦理。文学批评的分化或一大弊症恰恰就是因为文学(批评）价值伦理遭遇商业市场后的瓦解和崩溃，不道德的批评成为一种常态。媒体批评被诟病为红包批评，但包括学院批评在内的其他任何人的文学批评，在拿红包的姿态上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出版商或销售商或单位组织，甚至还会是作家本人，其实都在实施有偿评论策略以获取文学商业市场上的更大利润。红包批评或有偿评论现在己是文学批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潜规则或隐性规则。

但是，我还想说的是，这种现象并不主要是文学批评特有的道德腐败。只要整个社会的商业伦理制度未能健全，文学生产的市场道德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时，只要文学批评仍然作为文学生产的一种价值评判权力，它进入文学市场的交易就会成为必然，并且，这种权力甚至还会以寻租的方式获取长远的文学交易利益。简言之，文学批评市场化面临和发生的问题，主要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和机制问题。即文学批评自身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因此，简单地将诸如媒体批评视作被操纵或收买的商业化炒作，就既不公正，实际也没有意义。媒体必也有其自身需要追逐的利益，但未必就是纯粹的经济利益，它并没有必须要为文学批评服务的动机和义务。

其次，文学批评的分化，或所谓学院批评概念的出现——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前期，并无后来作为专门批评术语使用的学院批评一说——与教育和学术科研体制及评价标准的新建直接有关。在我的理解中，其中也有教育和学术的市场化改革导向特征。

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如今，以大学为代表的教育制度改革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扩大学校规模如高校合并、圈地建立新校区，乃至大学城。二是实施量化管理，划分高校等级地位，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国家和部委等的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数量、“二一一”或“九八五”学校或项目、基地或重点学科建设、各种教学评估，还有教师的职位、职称和待遇的分级等等，归根到底都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或依据。说到底，大学教育制度改革最后拼的还是经济和学术（论文、项目）的GDP指标，用规模经济、规模学术的数量来实现与国际一流大学的接轨。因为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国家和政府行为，是由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与意志所主导的教育制度建设，其中伴随着巨额的经费投入和经济利益，所以，大学体制内的人不能不主要忙于对这块蛋糕的分割和争抢。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或集团，同时也就形成了新的学术权利格局。

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因为有关科研项目和学科建设研究的比重日趋加重，论文规范标准更趋明确和重要，故而在关注点和兴奋点上，学院高校里的批评家逐渐远离了当下的文学生态，即远离了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在论文或批评文章的形态上也越来越趋向于标准规范格式，更加注重论文或批评文章的理论自我圆满性，即为学术、为理论、为概念而写作、而批评、而判断。因此，我看到的文学批评的分化，就是原先批评家中的大学教师群体日益归属到了职业研究的范畴中去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学院批评概念。

与此相关的一大现象是，由于大学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既得利益单位，又吸引了许多大学外的批评家或作家转业或转行进入大学教师的行列，职业身份改换以后也将被视为学院批评的成员。这种现象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分化，却使得学院批评的概念又显得模糊起来了。

相比之下，在文学批评权利的分布或分配格局中，媒体批评运用的是当下、即时的舆论导向和注意力控制优势，学院批评掌握的是理论话语形态的书写权，即文学史层面的文学评价主要由学院学者来完成，那么，所谓作协批评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它的力量和权柄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对作家协会的个人理解是，它是由国家权力建立的兼有行政和专业——行政组织管理和专业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双重特性的行业权力机构，所以，它能最直接地使用国家资源并代行其权威，凡政府或准政府性质的评奖、资助或其他各种荣誉的决定权和分配权，均由作家协会主持操作，并也由其向国家权力负责。国家权力和文学评价的结合，在作协的机构和文学活动中体现得最为具体、全面。只是要作区分的是，作协中作为个人的批评家，和作协的整体机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单纯个体的文学批评并不与他的职业单位所属发生必然联系，当谈到所谓作协批评的可能时，只有针对它的整体机构形象及其行为才有意义。作协批评的存在就是要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但要实现或完成其有效性，作协批评在获得国家资源支持的同时，也必须建立自身的专业影响力，必须做到最广泛和最深入的覆盖与渗透。因此，组织效率和专业能力都应当是作协批评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一种激进的批评观点看来，作协只是一个文学衙门。我以为并非全是如此。至少不能故意低估作协批评的专业水准，尤其是，作协系统中并不缺乏优秀的批评家。这保证了作协批评能够在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产生互动的作用和影响。

以上所说主要是借题发挥。我并不简单认同三分天下的看法，或者说对这类看法本身也很难详细讨论;但从中颇能发现当下文学批评资源和文学批评权利格局的分布特征，有助于认识文学批评现实的宏观情势。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如果将网络文学舆情也视做一种文学批评力量——恐怕事实正是如此——的话，它与上述三种批评特点相比谁更强势也是难说。

有些遗憾的是，优秀的批评家不算少，但真正能够介入文学创作现状并予以实际影响的批评家却很难看到。而且，批评家个人也在不断地受到各种利益的牵制和左右，文字己经不足以代表内心的真实和对文学的判断了，文学批评的可信度己趋衰微。如果文学批评主要不得不为应景、时势或各种功利目的而存在，那么它的存在也就非常可怜。为什么还要尊重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人格呢？这可以是对批评家个人的发问，也是对一般文学学理和文学经验的朴素提问。

年轻一代如“八〇后”的批评家还未正式上场，“文革”后早期的中青年批评家中，老的己经陆续退休要渐渐告别江湖，小的现在正化身为老的占据着各路要津，成为一方诸侯，目前更年轻的一代则还需为名利地位奋力一搏。整体上看，当下维持的基本还是新时期早期形成的文学批评家格局——这是与作家格局很不一样的。但是，文学批评的知识更新和学术话语的转换却比批评家的换代要更见显著。尤其是大学教育和学术制度的改革，形成了新的学术生产途径和方式，学术生产力受到评价和管理指标的激发，正在进行新的释放。它的学术价值尚在是否之间，但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己是非常明显。在制度化日趋紧密的形势下，以知识生产为专业的大学院校俨然成了先进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基地，新的批评倾向或理论也只能产生于此了。这种现象注定会影响到今后文学批评的权利演变态势。

有一个问题始终费解: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究竟为文学贡献了什么？我们又打算或能够贡献什么？至少我很难有信心回答。

本文原载于

《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06期与200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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